明清时期区域社会中的民事法秩序

事不告则黄姓难以存身，再告又惧怕王府势大，所以非奏闻皇帝不可。于是他赴京寻找机会，终于一状告准，黄姓湖产得以逐一清还，向伯珵被杖惩，知府遭到降级处分。 【22】
　　嘉靖十年，黄姓又与叶姓发生纠纷。黄姓的三湖泛洲地与叶京的柴山毗连，叶京欲开挖叶家沟，黄姓因湖岸以沟为界，不许开挖。黄时昇、黄祎等赴抚院陈告叶京扫占，抚院批委张推官做实地勘查。验至万家嘴袁克江与李选的房基地时，无法判断，张推官命黄楚钟骑叶京家一匹名叫赛京都的红马，以袁、李二姓的房基为起点向正南方奔驰，沿途在柴林中踏路搭墩，一旦听得响水滩水响，就转向东南出河口，将马跑过的这条路线作为两姓之界。黄袍不服，张推官沿界再断五丈给黄姓作界址，不许叶京再争。嘉靖四十二年，景王封于德安府，奏讨刘家隔官地屋四十五间，以及上零残、安汉、沉下（谱中原文为况下，据嘉靖《汉阳府志》改——笔者）、东海港、清水湖等处河泊所的收入。王府太监亲临汉川督催，校差挨家挨户勒征苛收，百姓深受其害。叶京财大气粗，纠集地邻扯旗激变，殴打校差，为此身陷牢狱。因与黄姓有叶家沟积怨，他报出黄楚豪、黄楚钟、黄祎等十余人为同伙，意图拖累。官府亦将黄楚豪等人锁拿收监，阖族束手无策。此时，黄袍年已八十有余，他当机立断，拿出三湖泛一年所得白银三百余两，托楚王亲戚陈总爷向汉阳府说明黄楚豪等并无反叛之事，黄姓族人被释放出狱，此举令“官民皆震”。 【23】
　　自明中期至清前期，黄姓湖产中的每一部分几乎都曾引起过争讼，也正是在争讼过程中，湖产的边界逐渐被划定。康熙二十九年，此时的汈汊湖已经与周边小湖相连成了大湖，众姓因“湖亩之多寡虽有定册，实无硬界，恐彼此再行侵越，复起祸端”，故“约同有分人等公议”立合同书，写明各姓的湖洲范围：“三湖泛、汈汊湖、曲湖及各子湖系黄姓独管，不在所合之内。惟汈汊湖界外一带，满目汪洋，正东、正中则为黄姓猲獐湖、大浪湖，正西则为孙王之昌巨湖（此时
昌巨湖已由李姓转卖与孙王二姓管业——笔者）、摇篮湖，正西南则为黄姓与众姓之白螺泛、倒湾湖”。并规定“以上六湖水统于八月初一禁蓄，至十月终关会同日开举，照湖亩多寡分定渔户，各征稞敷差。凡扛纲杂业，听其投纳。恐有在禁蓄期内强取湖鱼者，无论有无湖分，一经捉获，送公惩治，使用亦系公出，不得徇私偏累，亦不得擅自开放”。 【24】
　　自康熙二十九年众姓公立合同之后，因为“界段甚属明晰”，所以业户之间在总体上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相对稳定。其间虽仍有矛盾产生，却未导致重新划界。
　　（二）后期对淤地的划分
　　清代后期，圩垸的无度开发等因素导致汉川水患频繁，田地被淹没，湖洲却变为淤地，各业户的湖产之间失去了原来的界线。更重要的是，淤地有耕种的可能，在不升科的情况下，收益要大于湖水，业户的相对利益发生了变化。从黄姓与其他众姓的族谱记载来看，同治五年之后，有关淤地的争讼骤然增多，并引起了一系列重新划界的举动。
　　在业户的多边关系中，黄姓与张姓的矛盾最为深刻。张姓是一个军户名下的宗族，户名“张林”。明清两代均利用卫所军挽运漕粮，并以屯田收入津贴运丁。从《湖案》与孙王二姓的族谱记载来看，武左卫的一部分屯田坐落汉川，与民田杂处。军户与民户一样开沟兴垸，张林垸就是张林所开的圩垸。军户与民户之间也进行土地交易，孙王二姓之昌巨口部分湖业即于明弘治年间买自军籍马姓。
　　光绪十二年，香花垸溃口，将夏家湖附近的山场与黄姓火烧塌、炊箪泾等处湖洲与相邻的张姓屯地一起“半淤成陆”。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三日，黄章文、黄宪藻等黄姓族人与张大茂、张孔修等张姓族人为淤生地亩争讼。张姓禀称，张林户名下“额田五十四石，粮系一升取派，共完粮五石四斗”。他们还呈上一本据说是乾隆年间留下来的残破印册以为凭据，上面载明一升取派。陈县主详请粮道饬承抄发派米额则，并请武左卫将汉川县军田的亩数与税则分别开单移覆。武左卫移称，“军田顶自于官田，亩宽狭粮额轻重各有不同，皆以原顶官册为凭”。至于田粮税则，“因省城叠遭兵燹，册案毁失无存”， 【25 】粮道亦无法提供。陈县主遂拟照张姓所呈乾隆印册，以一升取派断结完案。然而，黄姓提出，张姓之田如果以一升取派，就达到五十四石之多，不但占据了张林垸堤外原来属于黄姓的湖业，而且几乎将淤地铺满。黄章文还将其他军户的屯册呈堂作为凭据，以证明屯地都是按五升不等取派。 【26】
　　黄姓与张姓都在田粮取派上做文章，是因为同治年间的大水之后，对于那些难以看清边界的淤地，官府是按照业户承担钱粮的多少为凭来划分的。 【27】但是由于军户与民户的负担不同，因此，两姓分别提出的计算方法可以造成淤地分配上的巨大差异。
　　陈县主指出，黄张二姓之词俱有可疑之处。黄姓所谓五升取派之说，并无确据。张大茂所呈印册虽然记载应以一升取派，然而如果照此派管，则此外几无余地。因此判断，除张林垸内无庸清丈外，所有堤外之地参考别处军户取派之数，按二升二合划归张姓垦管。其余地亩由黄姓等众姓照契派分，张姓即便另有民地，亦归在余地内听凭公分。如果张大茂等不愿遵结完案，就必须拿出一升取派的实据，才足以服众。否则就需要漕、粮、卫各衙门清查粮册，或武左卫将汉川各军田的具体情况分别开单移复。但是，因为战乱后档册损失严重，后两种办法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 【28】
　　张姓仍然不服，张孔修又赴藩司、臬司、巡道禀控黄宪藻等强占湖淤各业。经陈县主详覆，定为：张林垸内军地如已足数，即可不必再丈，若垸内不足，先将垸内丈清再在垸外补足。 【29】
　　可以看到，康熙二十九年众姓所立的合同书标志着有关划界的纠纷告一段落。然而，这只是一个相对的均衡，在清代后期的水患中，湖产形态发生变化，业户之间又开始对权利进行新一轮确认。
三、官府的角色
　　黄姓与其他众姓的争讼持续了数百年，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湖案》，对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民事审判的很多细节都极有帮助。不仅如此，其长时段的特点，亦有利于我们观察其中的连续性与某些变化，其中，官府的角色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民事审判与民间秩序
　　如果将《湖案》中的历次控案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明清两代官府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表现和作用大不相同。
　　明成化年间黄李两姓争讼时，官员并未让两造提供什么证据，只令他们“同夹共锭瓷针”，这意味着两造必须通过熬刑来主张自己的权利。之后黄叶两姓争讼时，官员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于是使出跑马占地的招术，希图在两造之间取得平衡。而黄向两姓争讼时，传说黄袍将官司打到京城之后，刑部官员居然用皮绳将他捆起来丢过高墙，一试真伪，这种办法显然带有原始的神判色彩。当然，族谱往往是一个建构的产品，后人在叙述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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