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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区域社会中的民事法秩序

时间:2016-6-24 17:52:00 点击:

作者:龙邑黄氏八修编辑 来源:本站整理
  核心提示:   以湖北汉川汈汊黄氏的《湖案》为中心   作者:张小也     明清时期民事法秩序的研究具有深厚基础,其中日本学者的成果体现出连贯的问题意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如滋贺秀三对于民事审判样式的研ibuprofen wirkung
  • 划分的。 【27】但是由于军户与民户的负担不同,因此,两姓分别提出的计算方法可以造成淤地分配上的巨大差异。
      陈县主指出,黄张二姓之词俱有可疑之处。黄姓所谓五升取派之说,并无确据。张大茂所呈印册虽然记载应以一升取派,然而如果照此派管,则此外几无余地。因此判断,除张林垸内无庸清丈外,所有堤外之地参考别处军户取派之数,按二升二合划归张姓垦管。其余地亩由黄姓等众姓照契派分,张姓即便另有民地,亦归在余地内听凭公分。如果张大茂等不愿遵结完案,就必须拿出一升取派的实据,才足以服众。否则就需要漕、粮、卫各衙门清查粮册,或武左卫将汉川各军田的具体情况分别开单移复。但是,因为战乱后档册损失严重,后两种办法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 【28】
      张姓仍然不服,张孔修又赴藩司、臬司、巡道禀控黄宪藻等强占湖淤各业。经陈县主详覆,定为:张林垸内军地如已足数,即可不必再丈,若垸内不足,先将垸内丈清再在垸外补足。 【29】
      可以看到,康熙二十九年众姓所立的合同书标志着有关划界的纠纷告一段落。然而,这只是一个相对的均衡,在清代后期的水患中,湖产形态发生变化,业户之间又开始对权利进行新一轮确认。

     

    三、官府的角色

     

      黄姓与其他众姓的争讼持续了数百年,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湖案》,对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民事审判的很多细节都极有帮助。不仅如此,其长时段的特点,亦有利于我们观察其中的连续性与某些变化,其中,官府的角色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民事审判与民间秩序
      如果将《湖案》中的历次控案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明清两代官府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表现和作用大不相同。
      明成化年间黄李两姓争讼时,官员并未让两造提供什么证据,只令他们“同夹共锭瓷针”,这意味着两造必须通过熬刑来主张自己的权利。之后黄叶两姓争讼时,官员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于是使出跑马占地的招术,希图在两造之间取得平衡。而黄向两姓争讼时,传说黄袍将官司打到京城之后,刑部官员居然用皮绳将他捆起来丢过高墙,一试真伪,这种办法显然带有原始的神判色彩。当然,族谱往往是一个建构的产品,后人在叙述前代之事时,有可能会制造一些传奇内容以增强其合法性,因此《湖案》中的说法未可全信,但是它们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移民社会建立早期人们的强横作风与官府的缺乏作为。此外,《湖案》中所有发生于明代的争讼都存在法外用力的情况,如贿赂官员或借助王府力量,等等。
      与明代相比,《湖案》中记载的清代民事审判的规范化程度要高得多,官员也显得更加循规蹈矩,因此也不再表现出任何戏剧性,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黄张争讼。
      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军户张兴启(也属于军户张林一族)等控告黄姓,称“其祖殿扬公于康熙三十六、五十五等年价买黄述聪祖人湖分三契”,“湖分仍发黄姓照管,收取租资”。但是,“黄述聪接管后霸租不给,因系姻亲,未便追讨。今年编审需费,向其索取,黄述聪听黄宪藻等主使不认”。黄述聪对此予以反驳,称“张兴启言及清出康熙年间三契,许伊钱文,嘱认湖与张姓有分。伊因公业,不敢私允,并无照顾湖业之事”。黄宪藻等则称,“三湖泛、汈汊湖、曲湖向来黄姓独管,没有出卖与异姓。康熙、乾隆年间与孙、王、曾等姓互控,有成案刊碑可查”。
      承审之陈县主对两造的证据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其一,查验张兴启所呈康熙年间三契,感觉纸色陈旧,应非近日伪造之物。但是汉川旧契甚多,邑人往往持以兴讼,所以一应纠纷“大要以现在管业及完有粮银为断”,仅是旧契则不足为凭。其二,张姓所呈契内之应完银数与钱粮征册中的记载两不相符,而且并非从黄姓户内推入,所以粮券亦不足据。其三,张兴启居住湖边,却不自行照管,说是租与黄述聪,却没有历年租约,且二百余年之中仅租与黄述聪一家,从未更易,都是不合情理之处。其四,黄姓自康熙年间起管业至今,有历次控案可考。而昔年黄姓与孙姓争讼之时,张姓并未列名词中,显然与湖分无关。根据上述种种理由,陈县主判断湖为黄姓独有。 【30】
      由黄姓与张姓之间的矛盾,陈县主注意到各州县普遍存在军户购买民产的情况。卫中历来的章程是“户不漏业”,因此,每届编造之年,凡由军户管业的民产亦必须一起查造入册,“以杜隐产逃军之弊”。但是民田之税粮载在县册,无论是投税还是过户,卫中均无案可查。于是有一些“刁滑军”籍此以少报多,以无捏有,图占民产。待到业主知觉,又因牵涉县卫两种不同建制,往返移查,迟延月日,以至于讼狱繁兴。因此他提出,“嗣后凡军丁买管民产,编入卫册之时,令买主开明买受某人民地若干,坐落何处,完民粮若干,系在某里某甲某户下推收过割,逐一呈明,由本卫移知该管州县查明移复,再行核造入册,庶卫县案册两相参证,得免影射”。 【31 】对于已经存在的军户将民地造入军册的情况,陈县主总结了以下几种标准,用来应对复杂的情况:“有契有粮,坐落地名符合,契内仅只丘段,并无弓丈亩数者,即照载之粮按分。凡有契无粮,即系废契。有粮无契,难免移占。粮契均有,而坐落地名不符,亦属影射。”【32】
      可以看到,在审理过程中,陈县主或分析证据的真伪,或对两造的权利进行界定,其推理合乎逻辑,其判断言之有据。《湖案》所载之清代官员几乎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此外,看起来他们从不使用刑讯手段,而是通过证据兼以情理的推导模式形成最后的判断。这些都与明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如果将明清两代官员的不同表现放在汉川地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来看,那么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并无更多的制度背景,支撑这一变化过程的主要是民事审判与民间秩序的伴生关系,换句话说,民间秩序中的规范性内容越丰富,官员进行审判的依据就越多。官府的作用是建立在民间秩序基础上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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